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2012年一季度城镇居民与农村人口支配收入数据”表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6796元，同比增长14%；农村人口人均收入2560元，同比增长17%；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输出1.637亿人，同比增长3.4%。

　　这组数据的公布，引发了不少社会和民众视野对我国城乡经济发展走势的关注。农民的平均收入为什么会低于城市居民收入的两倍还多？这反映出的不仅是两种阶层成员的家庭收入差别的多与少，而且更深刻地揭示出了现阶段我国城乡经济出现的新状况。

　　经济界人士指出，城乡两类人群收入不平衡有着多方面原因。按照传统的区域板块划分，我国经济一块为城市经济，另一块为农村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村经济除了当时的极少部分“社(人民公社)队(生产队)经济”实体之外，其余的经济实体在在广阔的农村几乎是一片空白。而作为城市经济的主体，国营(国有)企业经济则如“独轮经济”艰难运行。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市经济改革“第一次浪潮”推动了城市与农村两个板块经济的同步崛起。

　　城市国营企业内部的改革，实行了岗位责任制，通过加强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广开经销渠道，极大冲击了当时的“国家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特别是在农村实行“土地到户”、“家庭耕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短短数年时间内，农村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同时出现了建国以来首次以“粮油经济”为主的农村市场，推动了国家实施“市场经济”总体战略步伐进一步加快。

　　然而，农民收入低于城市居民收入的现状一直没有得到较大改变。农村在发展，城市经济也在发展，好似出现了“农村水涨”但“城市船更高”的势头。

　　根据记者采访和专家调研，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乡经济经历了相互助推、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相互竞争、相互发展等“五个相互”发展过程。目前已基本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循环“连体市场”互动格局，而城乡两类人群收入存在差别较大的现状也只能在循环“连体市场”互动格局下才能逐步缩小。

　　粮、油、肉蛋等农副产品：构建起城乡“第一市场经济”框架

　　关注“三农问题”的专家指出，我国农村经济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散到聚”、“由穷到富”、“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在当初“单一生产队”、“大集体”统一出工种田的体制下，农民耕种的是“人民公社化田”、“国家公有化田”，但是农民竟连肚子都吃不饱，这也决定了当时根本没有条件发展“队办企业”、“社办企业”，同时借以增加额外经济收入。

　　然而，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不到三年时间，大部分农民都能够实现粮食自给，并调整种植产业结构，使农民手里有了一定的资金以发展农村企业、扩大经济发展和延伸产业链条。至此，以粮食、食油、肉蛋、蔬菜、果类等农副“第一产品”进城占据市场为突破口，“三农”与“三城”(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镇)终于实现了直接连通对接。这就开辟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以经销“三农”产品为主的“第一市场经济”通道。

　　经济界人士认为，由“三农”与“三城”构建的“第一市场经济”，是构成我国市场经济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种田市场是解决“吃饭市场”、“温饱市场”的第一关键市场环节。粮食的问题解决不了，“三农”的粮、油、肉、蛋、菜、果、奶等七大农副产品就无法输送到全国各地的大小“三城”，如果真是如此，那中国市场就成了不健全的畸形发展市场。

　　可以看出，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首先就是建立了以“三农七品”为主的城乡“连体市场”，继而逐步发展成了以“大工业”、“大科技”、“大文化”支撑起的全方位、多功能的市场经济运行系统。值得一提的是，“三农”中的“大农业”正是市场经济奠基的支柱性产业。

　　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年，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安徽、山东、辽宁、河北、陕西、山西、内蒙古、宁夏等省区的“三农”从业者在构起直通“三城”的“第一经济市场”的同时，也基本建起了属于本地区的工业经济市场体系。

　　“三农经济”以“三城”的超市、门面房、出租房、城乡结合部、公路沿线为依托，循环地构筑起由自身提供的“七类产品”主控市场，有效地拉动了“农村大后方”责任田的产量增加、品种拓展和价格提高。市场经济也经历了从农民责任田里起步、沿着山区小道、再经大道逐步走向全国的发展历程，最终形成了当今由工业企业经济挑头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也是至今仍然坚守在“农田——农产品——城市”循环奔波的创业者们的共同看法。

　　有关“三农”方面的专家介绍，“三农七品”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显著特色之一。在城市及城乡接合部分布的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超市里，“三农七品”占据着大份额。农民经济也由“一分一分的零钱”汇聚成了“米袋子工程”、“菜篮子工程”并逐步起家，继而达到人均收入由2000元增长到3000元、4000元、5000元。每跳过1000元也就跳过了一次“市场门坎”，产生出经济效益和农民收入增加的同时，也让由“三农”对接的“连体市场”所创造的循环递增产值财富指数实现了增长。

　　当前，中国经济连续保持8%的同比增长速度，表面上看主要是由高科技含量高的工业经济(包括能源经济、制造业经济、电子产品经济、建材产品经济等经济成分)发挥了主导作用，但实际上，“三农”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投入同样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一些长期从事“三农”工作的基层干部对记者介绍，我国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发展循环经济。对于发展循环经济，社会各方也鼓动了好一阵子，但看法并不完全相同。什么是循环经济？答案并不像理论概念上那么简单。而循环经济到底是谁与谁循环？在城市与农村大多数劳动者的目光里，循环经济就是循环市场经济，而循环市场经济也就是“连体市场”经济。循环经济、“连体市场”经济，比如：

　　农村与城市的循环(连体)、农业与工业的循环(连体)、农民与市民的循环(连体)、农民的土地与房地产开发商的循环(连体)、农民地下埋藏的矿产品与兴办矿产品加工企业的循环(连体)、种田卖粮者与不种田所有吃饭者的循环(连体)、穷人与富人的循环(连体)、中国与外国的循环(连体)等等。

　　实际上，一切经济运行要素都在循环与“连体市场”中遵守着特定的发展规律而运行着。当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以种粮、种菜、种树、养殖完成了建造初级阶段的“第一市场经济”任务后，带来的不光是吃饱穿暖、修建房、买家电、过着好日子的幸福生活，同时也被“循环经济发展论”推向了城乡“连体市场”，永无休止地来回奔跑于城乡之间。至此，一场史无前例的“农村包围城市”与“城市反分割包围农村”的战役由此展开并呈现在中国大地上。

　　根据国家农业部发布的农村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我国“十一五”期间粮食连续四年增产5亿吨，乡镇企业经济增加值超过11万亿元，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达到2300亿元，农产品进口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新型农业合作社发展到37万家。在这些数字背后，正是农业与有关的城市工业、交通运输业、电力业、物流业、金融业、文化、教育、科技、环境保护、信息产业、社会治安等各行各业的相互协助、对接、连体，共同实现对整体经济框架结构的支撑。

　　土地资源：连本带利养肥了“城市航母经济”躯体

　　记者与一些常年走基层的专家、学者在各地采访调研时发现，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在走过最初的农民进城沿街叫卖粮、油、肉蛋、蔬菜、瓜果的第一阶段后，正被大规模的城市经济发展浪潮将“三农”分别切割开来，继而又推向与城市经济迅猛同步发展的轨道。

　　首先，城市经济发展选择了价格便宜的土地资源作为大兴工业等其他经济项目的场所。领办城市经济实体的企业，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现在，大约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征地圈地”，从平均征用一亩地不到10000元增加到每征用一亩地达到300万元，这个过程也才用了20年左右，价格却翻了300倍。

　　据了解，这些被征用的农民耕地分别来自一些省(直辖市、自治区)、地市(州盟)、县(区、旗)等三级行政区域的城市周边。这些土地或被用做房地产开发和经营商品住宅楼，或被当做规划建设中的城市经济开发区，作为新入住各类企业办公、生产厂区的用地。

　　在第一轮和第二轮的“征地圈地”运动中，城市近郊农民为享受城市资源带来的优厚待遇，几乎是低价奉献出了全部的土地。实际上，这些农民得到的交易性经济报酬非常低廉。但是，国家(政府)财政与经营土地的开发商等却利用这些土地美美赚了一大笔。

　　“三农”专家和经济界人士指出，城市经济以城市规模“扩建、扩容、扩大、扩超、扩量”为发展总趋势，在吸引近郊农民拿支付土地换取新住宅楼或是新“城市居民”户籍的同时，也在更大范围内诱导广阔的“三农”流动性资源涌进了省、市、县三类城市及三类城市的周边地区。

　　从土地廉价到土地超出常规发展阶段的价格猛增，“三农”经济也经历了艰难历程。一部分原来紧靠城市的穷农村一下子被划到了城市的内环或者中心，同时也开始了身份转换，并逐渐参与到经营不同城市经济实体的进程中。

　　与此同时，靠近城市边沿的各类经济开发区，除了极个别的高新技术产业企业占地外，不少企业在征地、折迁、补偿的交易过程中，都是以压低价格成本从中获取土地资源的最大利润。

　　宏观调控土地资源价格手段，实际上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表现得是既被动又尴尬。实际上，农民并没有从土地资源拍卖中得到应有的价格报酬。房地产开发商、工业园区经营者分别以巧妙的经济谋划手段，公开地占有了农民土地资源交易过程中创造出的经济剩余价值。但是，为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整体建设的需求，在城市边沿和周边居住世代的农民必须做出让步，或者自身情愿地低价交易土地资源。

　　一些居住于城乡接合部，已几次转卖土地资源的农民告诉记者，经过两三次的低价拍卖土地资源市场的较量后，土地的主人已经积累了交易土地资源的丰富经验。当最后拍卖完土地资源，从此彻底改变农民身份，走进城市产业工人队伍时，还是需要拿出勇气，把祖宗留下的最后一块土地资源换回来的白花花银子，狠狠地做一笔大买卖。正因如此，土地资源的涨价也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了。

　　有关经济界人士指出，我国城市经济发展所需的基础性资源和基础性原材料，几乎都是来源于远离城市的山区农村、荒野丘陵。特别是能源资源中的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金属矿产品资源中的铁、铜、银、金等。然而，规划兴办一个大中型能源企业，首先面对的是与“三农”交涉、协商、谈判经济收入分配比例的问题。一些城乡接合部的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的规划、立项、设计、建设，直接关乎着“三农”的切身利益。

　　有些工业企业的领办，本身是由农民自己来经营，农业经济的成分仍占据工业经济的较大比重。一些矿产品企业的兴办建设，其中涉及的“三农”问题与“三农”介入事项相当复杂。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农民经济与市民经济，几乎重叠交织的难分难离。中国城镇化的概念也由此产生。

　　城市以不断地接纳农村、工业，承接农业、融合农民为发展目标，将城镇化规模越做越庞大，数量越建设越繁多。传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概念变成了实现城镇化的概念。在华北、华中以及一些沿海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农村是“富裕一块、发展一片”，即被规划和正在崛起的小城镇接纳、收购、划拨、吞并。一个或两个有着数千人口的农村有了一定经济规模，综合实力强大了，便改名为“城镇航母经济”。

　　社会观察家和经济界人士分析，不管是城乡共同构建起的“第一市场经济”框架，还是用“三农”的白花花银子打造出来的“城市航母经济”躯体，实质上反映的都是一种“连体市场”互动制衡的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