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利实现IPO，让凯雷三位创始人丹尼尔·达安雷、大卫·鲁宾斯坦和威廉·康威了却了一桩多年心愿，但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凯雷则要落寞得多。

    在近期发布的2011年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前30名排行中，凯雷形迹全无。在此次排行中，同属外资阵营的KKR、摩根士丹利、美国华平资本等依然榜上有名，其中KKR名列第四把交椅。

    追溯历史，凯雷曾经创出的辉煌业绩至今还无人能够复制。十多年来，凯雷在中国投资50多个项目，总投资额超过25亿美元，是在中国投资最活跃和投资额最多的外资PE之一。2005年凯雷一笔太平洋人寿的投资被业界估算套现盈利将高达50亿美元以上，迄今这一业绩还无后来者赶超，这也让凯雷在中国的发展到达了顶峰。

    之后，凯雷开始步履蹒跚。在折戟徐工机械、山东海化、广发银行和重庆银行后，凯雷痛定思痛，转变战略执行亲政府路线，深度本土化，加快发展人民币基金，并继续探路国有企业的投资机会，但迄今似乎并没有见到良好的成效。

    实际上，伴随着这一历程的，除了凯雷自身战略的调整，还有由冷渐热的国内PE格局的演变。本世纪初，国内PE的空白为外资PE巨头们提供了绝佳的进入时机，由此开启了他们跑马圈地的时代。然而，2007年之后本土PE迅速崛起，期间不乏大量红色资本和权贵资本的强势推进;与此同时，中概股事件的爆发，也让外资PE的传统优势趋于弱化。这些都让“外资PE边缘化”的议论甚嚣尘上。

    2011年，凯雷上演了一出悲情剧。无论在新募集基金资本量、投资案例数量、投资资本量，还是在退出案例个数和回报水平等方面，凯雷均乏善可陈，其陨落的速度远超同类PE。

    这个昔日的行业领舞者，会成为第一个中枪者吗?

    失落的2011

    2010年可以说是凯雷到中国以来最风光的一年。这一年，在投资、退出和募集资金上，凯雷三路齐发，让业界侧目。

    一时间，优异的表现让凯雷风头大劲。在2010年度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排名中，凯雷一举荣登第二名。然而这一势头在2011年急速逆转，在前30强的排名中，凯雷竟然寂然出局。

    盘点2011年凯雷的表现，根据公开数据显示，凯雷当年最大的一笔投资是海尔电器，金额超1.9亿美元;一笔TMT行业投资未公开出资数额;联合云峰基金共同认购环球数码创意科技有限公司，出资7500万美元。在募集资金方面，北京人民币二期基金共募得32亿元人民币。在退出中，凯雷在年初以33.45港元套现4.152亿股太保H股，录得约139 亿港币。

    在业内人士看来，凯雷在2011年投资额度的骤降影响了排名。一家同属外资的PE人士称，从外资的角度来看，欧美经济仍旧没有恢复，LP给他们的压力很大，而中国经济面临转型，从去年下半年起，中国经济出现了硬着陆的苗头，为规避风险，很多外资机构都收缩了战线，有的甚至干脆停止投资了。

    另一家熟悉凯雷的PE也表示，凯雷有一套系统的决策体系，投资执行着一套严格的程序，对于风险的防控非常细致。在2011年如果项目溢价高，投委会未必能通过。所以，在去年看不清形势的情况下，他们确实减少了投资数量。

    统计2007年到2012年排名显示，五年来屹立榜单的常青机构共有14家，其中包括KKR、霸菱亚洲、贝恩投资、淡马锡控股、TPG、鼎晖投资、高盛集团直投部等机构。凯雷已无缘其间。

    实际上，在更多业内人士看来，凯雷多年来仅太保一役让其名利双收，早年投资的携程、太平洋百货和聚众传媒也颇为成功，2006年以后则明显缺乏经典案例，但恰恰就在后期，国内的PE才真正进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各种机构八仙过海，明星案例层出不穷。

    太保之后，凯雷究竟怎么了?

　　得失政府路线

    2005年，无疑可以看作是凯雷的转折点。这一年，凯雷经历了大喜大悲的一幕。喜的是当年斥资4.1亿美元的太保寿险终于登陆资本市场;悲则来自唾手可得的徐工机械功亏一篑，凯雷黯然出局。

    从2006年开始，凯雷为避免被误认为夺取行业控制权，刻意避开行业性的投资与收购，国企成为凯雷名单上的敏感词，转而对准少数股权投资，目标调整为民企，并涵盖多个行业，包括食品、医疗健康、农业、教育等行业，期间投资了广东雅士利集团、中国森林控股、泰和诚医疗、北京昊月教育集团、深圳歌力思服装等企业。

    而2010年之后，凯雷出其不意地再度意欲回归国企市场。不过和上一次不同的是，它不再孤单，陪伴一旁的是各级政府。

    徐工案终于让凯雷明白了与地方各级政府交好是成功的必要手段。全球合伙人大卫·鲁宾斯坦这样总结，“由于政府正日益成为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能需要有具备更多与政府打交道技能的人才。与10至15年前相比，现在我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与世界各地的政府打交道，因为这些政府正越来越关注私募股权公司做的事情，越来越关注投资公司做的事情。”

    2010年，凯雷专门与北京政府合作成立人民币基金，而同年与复星的结盟也是因为看中了后者所拥有的政商两界的资源。此外，凯雷还专门设置了一位专门负责政府关系的员工，期主要职责是与相关政府部门和媒体进行沟通，及时了解政策。这在外资PE中绝无仅有。

    与此同时，凯雷的投资视线豁然开朗，对此前折戟的国企改制领域，凯雷兴致盎然，不再刻意回避;同时对金融或房地产也虎视眈眈。凯雷集团董事总经理兼凯雷亚洲基金联席主席杨向东公开表示，城市商业银行的改制是一大热点，凯雷极有可能进入。凯雷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以政府为护身符，为下一步的国企改革和金融投资鸣锣开道。

    而在一些PE看来，过多和政府结盟也未必能为投资带来真正的实惠。一家港资背景的PE老总表示，不像早期的机构可以利用隐形成本、依靠政府关系拿到大项目，现在大部分机构几乎都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下生存，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判断力和能力赚到钱，而凯雷将过多精力放在政府关系上，有时会错失良机，因为有些好的案例并不是政府主导的项目。他认为，这可能是导致凯雷目前低迷的问题之一。

    实际上，凯雷在与政府交好的过程中也是顾虑重重。上述熟悉凯雷的PE人士透露，凯雷与政府的关系并未像外界想像的那样紧密，虽然也有一些不能公开的细节，但受制本土的法律限制也不得不考虑风险，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公对公的方式，凯雷又缺乏渠道。实际上，在具体做法上，凯雷很矛盾。

　　前后夹击

    当2010年凯雷携手政府欲再度发力让其曾经失意的市场时，PE格局已然多足鼎立。2007年之后，国内PE市场快速繁荣，投资机构呈几何级增长，最终归属四大派系：国家资本、外国资本、权贵资本和草根民营资本。

    对凯雷而言，最大的竞争者莫过于国家资本队，典型的代表便是中信产业基金、渤海产业基金。从2006年起，国务院连续批准大型产业基金，到目前为止，除了上述两支，还有航天产业基金、航运产业基金、曹妃甸产业基金等等。它们几乎个个背景深厚，身家动辄数百亿。而它们成立的一部分初衷非常明确，便是分食KKR、高盛、凯雷等外资大鳄所觊觎的市场。

    在外界惊呼“PE行业在国进民退”之时，夹杂中各类资本之间的凯雷不免尴尬。“以前中国市场缺钱，所以外资PE有条件挑肥拣瘦，而现在市场上到处都是钱。”浙江省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副会长蔡骅表示，除了国家队，还有权贵资本，他们无不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此同时，一个让凯雷不得不愿面对的现实是，经过一轮PE的疯狂掘金之后，到目前为止，适合像凯雷这样动辄四、五亿元的项目基本已经很少，“该投的都投了，能上市的都上市了。”剩下来的项目在更多业内人士来看，大多是规模不大而有缺陷，需要长时间辅导。

    2011年以来，中概股危机突然来袭，亦困扰着像凯雷这样的外资PE。而外资PE的优势是海外资本市场，国内上市的渠道并没有本土机构丰富，导致目前很多国内企业并不愿意让外资PE作为投资方。

    上海合金资本合伙人范幼元称，目前很多外资PE在企业的投后管理方面做得并不是很完善。尽管他们会把一些先进的管理体系引进企业，比如标准的业务流程、健全的风控体系和完善的财务监管体系等，也会把上市的标准和经营程度相挂钩，但在经营细节上，有些外资PE做得并不如本土PE，后者有时会亲力亲为，手把手地教企业。

    不过，据上述了解凯雷的PE透露，凯雷在对投后企业的管理上专业性相对较强，这与凯雷在全球各行业的投资布局有关。有时为了解决一个企业的问题，凯雷会调动全球的资源，这也是国内本土PE不能企及的优势。

    直至今日，杨向东依然清楚记得与威廉·康威的一段对话：

    杨向东问，投资人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这位凯雷的创始合伙人、集团CIO如此说：关键是对公司价值的判断，一个你自己的判断，而不是同行、朋友或者媒体、你妈妈的观点。如果你判断错了就会被淘汰，但若你判断对了，长期下来肯定能成功。